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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与用书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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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三种人的生活
中国有三种人:书呆子是读死书,死读书,读书死。工人、农人、苦力、伙计是做死工,死做工,做工死。少爷、小姐、太太、老爷是享死福,死享福,享福死。 二、三帖药 书呆子要动动手,把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改过来,你们要吃一帖“手化脑”才会好。我劝你们少读一点书,否则在脑里要长“痞块”咧。工人、农人、苦力、伙计要多读一点书,吃一帖“脑化手”,否则是一辈子要“劳而不获”。少爷、小姐、太太、老爷!你们是快乐死了。好,愿意死就快快的死掉吧。我代你们挖坟墓。倘使不愿意死,就得把手套解掉,把高跟鞋脱掉,把那享现成福的念头打断,把手儿、头脑儿拿出来服侍大众并为大众打算。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,我开不出别的药方来。 三、读书人与吃饭人 与读书联成一气的有“读书人”一个名词,假使书是应该读的,便应使人人有书读;决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,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。比如饭是必须吃的,便应使人人有饭吃,决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饭吃叫做吃饭人,又一部分的人无饭吃叫做不吃饭人。从另一面看,只知道吃饭,不成为饭桶了吗?只知道读书,别的事一点也不会做,不成为一个活书架了吗? 四、吃书与用书 有些人叫做蛀书虫。他们把书儿当作糖吃,甚至于当作大烟吃,吃糖是没有人反对,但是整天的吃糖,不要变成一个糖菩萨吗?何况是连日带夜的抽大烟,怪不得中国的文人,几乎个个黄皮骨瘦,好像鸦片烟鬼一样。我们不能否认,中国是吃书的人多,用书的人少。现在要换一换方针才行。 书只是一种工具,和锯子、锄头一样,都是给人用的。我们与其说“读书”,不如说“用书”。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。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;可是用它一下,书的本来面目就显了出来,真的便用得出去,假的便用不出去。 农人要用书,工人要用书,商人要用书,兵士要用书,医生要用书,画家要用书,教师要用书,唱歌的要用书,做戏的要用书,三百六十行,行行要用书。行行都成了用书的人,真知识才愈益普及,愈易发现了。书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,不是读书人所能据为私有的。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书人,读书的专利便完全打破,读书人除非改行,便不能混饭吃了。好,我们把我们所要用的书找出来用吧。 用书如用刀, 不快就要磨。 呆磨不切菜, 怎能见婆婆。 五、书不可尽信 孟子说: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”在书里没有上过大当的人,决不能说出这一句话来。连字典有时也不可以太相信。第五十一期的《论语》的《半月要闻》内有这样一条: 据二卷十二期的《图书评论》载:《王云五大辞典》将汤玉麟之承德归入察哈尔,张家口“收回”入河北,瀛台移入“故宫太液池”,雨花台移入南京“城内”,大明湖移出“历城县西北”。 我叫小孩子们查一查《王云五大辞典》,究竟是不是这样,小孩子们的报告是,《王云五大辞典》真的弄错了。只有一条不能断定,南京有内城、外城,雨花台是在内城之外,但是否在外城之内,因家中无志书,回答不出。总之,书不可尽信,连字典也不可尽信。 六、戴东原的故事 书既不可以全信,那末,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。学非问不明。戴东原先生在这一点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。东原先生十岁才能开口讲话。《大学》有经一章,传十章。有一条注解说这一章经是孔子的话,由曾子写的;那十章传是曾子之意,由他的门徒记下来的。东原先生问塾师怎样知道是如此。塾师说:朱文公(夫子)是这样注的。他问朱文公是何时人。塾师说是宋朝人。他又问孔子和曾子是何时人。塾师说是周朝人。“周朝离宋朝有多少年代?”“差不多是二千年了。”“那末,朱文公怎样能知道呢?”塾师答不出,赞叹了一声说:“这真是个非常的小孩子呀) 七、王冕的故事 王冕十岁时,母亲叫他的面前说:“儿啊!不是我有心耽误你,只因你父亲死后,我一个寡妇人家,年岁不好,柴火又贵,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都当卖了。只靠着我做些针线生活寻来的钱,如何供得你读书?如今没奈何,把你雇到隔壁人家放牛,每月可得几钱银子,你又有现成饭吃,只在明天就要去了。”王冕说: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,心里也闷,不如往他家放牛,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,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。……每日点心钱也不用掉,聚到一两个月,偷空走到村学堂里,见那闯学堂的书客,就买几本旧书,逐日把牛拴了,坐在柳荫树下看。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对穷孩子封锁,有钱、有闲、有面子才有书念。我们穷人就不要求学吗?不,社会就是我们的大学。关在门外的穷孩子,我们踏着王冕的脚迹来攀上知识的高塔吧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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